一试，看看能不能化解三伙人之间的矛盾。为此，他跟吴彦章等人商量，有没有好的办法和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
　　“组长，我是觉得没必要管这些烂事儿，可能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离开洛阳城了。”夏鹏飞说。

　　“要我说管一管也对，这些家伙刚开始还听劝阻，现在都不把咱们的巡逻队放在眼里了。”吴彦章说。

　　“这些人无非都是为了混一口饭吃，解决了他们的生计，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”秦川说：“许多人都是拖家带口来到洛阳城的，一天不找事情做，一家老小就只能挨饿，可城里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事情让外地人来做？”

　　“秦川说的在理，各部门和民间组织设立的粥棚，包括咱们特务处的粥棚在内，一天只供应两顿稀饭，排队去晚了就得饿一顿。组长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，就是帮这些人找到一个饭辙。”宋垣说。

　　关世杰一脸的苦笑，现在洛阳城里的难民人数，没有四五万也有二三万人口，要想安顿好几万人，让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吃饱饭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但任其相互争斗，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祸。

　　难民中的人以农民居多，他们失去家园和赖以生存的土地。流亡到洛阳城里，凭着一身的力气做苦工来维持生计。这部分人当中，也有一些没读过书的文盲青年，也是这几个帮派里的中坚人物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做通，这些纷争就能降到最低。

　　关世杰想到几个方法，却又逐一推翻了。

　　而恰在此时，抗战初期的难民潮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。究其原因是难民在逃亡的过程中，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和轰炸。

　　仅12月10日，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占安徽芜湖，当天就抓捕了两千多难民，将他们驱赶到江边，全部用机枪杀害。

　　在逃难的过程中，妇女和儿童的遭遇更加悲惨，一些人迫不得已抛弃了幼婴，许多孩子被饿死或是在惊恐中死去。妇女难民还随时可能被追击的日军掳去，惨遭蹂躏，成为日军的发泄兽欲的工具。

　　这些难民的种种际遇，被国内的各大报纸、广播、杂志长篇累牍地报道出来。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《非常时期救助难民办法大纲》，各地都成立了救济委员会。

　　洛阳赈济委员会也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，募集资金开始了救助活动。诸如成立了难民收容所、儿童保育院。鼓励公私企业收纳难民就业，并且难民每人每天可领取贰角生活费等一系列的赈济活动，缓解了一些社会压力。

　　赈济委员会还号召青壮年移民，到四川、陕西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，或者到洛阳几百公里外的边远地区垦荒，而且给予路费和生活费。

　　但洛阳城里的难民，有一些人领到路费和生活费之后，还是留在城里，丝毫没有移民的意思。不仅如此，已经形成势力的三个帮派主要人物，还从每个难民每天的生活费里克扣出五分钱。

　　当地政府派警察局强制这些人离开，但警察局的警力明显不足，就找到到关世杰他们来求助。

　　关世杰在待培训的学员里，抽调了二百多人，配合警察局的行动。

　　从元月10日至15日，在五天的时间里，把江苏帮、山西帮里的人大部分人都劝上了移民的路途，留下极少数在本地找到长期工作，并且能够安分守己的人在城里生活。

　　这两个帮派的头目，有敲诈勒索行为的，一律被抓入看守所待审。

　　但等到清理平津帮的时候，出现了意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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