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吕文斌,你来做一助。本地医院的医生在吗?”
“器械都拿出来试一下。”
“手术台调高一点,给余媛多拿几条踩脚凳准备着。”
凌然的命令一条条的发出,主要是针对手术室的。
做飞刀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从小的方面来说,做飞刀等于主动降低了自己的容错率,或者说,增加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
在本医院内的正常手术,出现正常的疏漏,虽然也很麻烦,但补救的措施和渠道是相对较多的。飞刀则不同,许多时候,做飞刀的医生就是最后责任人了。
就中间的难度来说,但凡做飞刀的医生,独立的完成手术是必须的,能够部分或者独立的完成补救手术,也是必须的。
而最大的难度,则是适应不同的医院和环境,尤其要适应不同医院的人员。
大部分的医生不能去飞刀,都是难在了最后阶段。尤其是要适应人员,并不是那么轻松的。自己科室的小医生想骂就骂,哪怕骂成狗都得汪汪的继续做手术。但在别人家医院,你就摸不准对方是什么脾气了。
所以,一般的医生飞刀,一方面要去熟悉的医院,另一方面,还要去自己辐射范围内的医院。这也是为什么京城的医生飞刀最多,而沪市的医生则往往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飞刀。在这其中,权力也变成了颇为重要的一环。
然而,来到国外做飞刀,所有来自于国内的权力都是很难发挥作用的,对医生的技术和适应力,更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
像是很多类似的国际医生那样,凌然出行都是直接带团队,就是为了将配合间的因素降低。
国内的飞刀医生类似他这样干的是极少的,一方面是组织起来费力,最重要的一点,是大部分的飞刀医生都不愿意分钱给底下的小医生。
凌然也是飞刀价格足够高,每次的手术数量足够多,又没有充分的动力提高飞刀价格,才对团队成本无感的。换成是普通一点的飞刀医生,一次飞刀的价格就是大几千,或者初过万的标准,加上往来的高铁或者机票,另一方单次手术需要负担的成本不超过一万五千元。
就算每趟做上两三台手术,对于一周飞刀一次的高年资医生来说,也是善财难舍。
带一个团队说贵不贵,但若是算上往来的交通和食宿,再加上三五不时的奖金等费用,那还不如去当地医院找人配合呢,毕竟是不花钱的。
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能带着团队出来做飞刀的,也可以说是无弱者了。
昌西省境内的医院,会被凌然当做后花园,团队的价值也不容忽视。随便哪一个医院的肝胆科主任,只要见到或者听说凌然是带着四人团五人团出现的,那就像是车友看到法拉利,嫖友看到一字马,表友看到理查德米勒,总得正眼瞅一瞅人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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