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张相公早就预见了海外的叛乱,并且上书提醒陛下,加以防范,只是因为某些人的阻挠和忽视,这份极富先见之明的奏疏,没有得到重视,结果等到发现问题之时,海外大乱,光是天竺,就有百万造反乱贼,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按理说密奏除了政事堂和六部重臣之外,连普通的官员也不能看到,真不知道这些报纸是怎么拿到的,堪称神通广大。
更令人讶异的是越来越多的报纸跟进,最初只是披露几个段落,后来则是长篇累牍,引用张方平的观点,还有许多学者文人,报纸主笔,跟进报道,撰写社评。
矛头所指,越来越清晰,那就是王宁安,还有政事堂!
而且这一轮的操作有着明确的步骤,非常巧妙,层层递进……比如张方平批评对海外过于严厉,搜刮过度,激起民变。
当天竺等地叛乱扩大的时候,报纸就一致称赞张方平有先见之明,是真知灼见,高屋建瓴。
随着叛乱加深,贸易受到影响,累及民生,他们又跟进报道,拿出张方平的某些观点,说政事堂盘剥无度,以霸道和权术驾驭藩国,不行仁政,害人害己,生民无辜,宰执误国。
总而言之,在这些人的盛赞之下,张方平成了料事如神的诸葛亮。
而站在张相公对面的政事堂,就成了蛮横无能之辈。
自然而然,就有一股强烈的呼声,认为张相公老诚谋国,应当重归政事堂,只有张相公才能拯救危局。
恰巧,这段时间,张方平也到了开封,几个书院请他过去讲学,开封的士绅,致仕的官员,还有许许多多人,全都去拜会张方平,老相公有什么意见,立刻就会见诸报端,变成抨击政事堂的工具。
在众人的簇拥和报纸盛赞之下,一生谨慎的张相公也变得飘飘然了,他对朝局提出的批评越来越尖锐。
其中他咒骂最多的就是信用币制,他认为朝廷上下,不无小人和居心叵测之徒,没有了金银约束,肆无忌惮,发行新钞,只会酿成巨患,如今粮价暴涨,物价奇高,老百姓怨声载道,都跟新钞发行有关。
唯有废除新钞,重回金银本位,物价必然下降,和海外的贸易也会正常起来,大宋的困局才能迎刃而解。
张方平的意见,被许多人当成了金科玉律,到处传扬,许多学堂书院,各地的年轻人,都奉为圭臬,动不动就能听到张相公如何如何看,朝廷的作法大错特错……章惇是忧心忡忡,“师父,张方平的这套说辞,根本是颠倒黑白,胡说八道,遗祸无穷,弟子以为,应当立刻把老东西抓起来,把他身边的人的,包括那些替他摇旗呐喊的,都给抓起来,不杀几个,就封不住他们的嘴!”
吕惠卿也道:“虽然他们说两句,不会怎么样,但是民心浮动,老百姓不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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